【新唐人2012年8月29日讯】（新唐人记者李韵综合报导）
由于人们无法知道死后的世界，因此死亡一直是一件让人们感到神秘而又恐惧的事。人濒临死亡时
是什么样？人们有什么幻觉？是精神体验还是存在来世的证据？
1892年，瑞士地址科学家Heim根据爬山跌落者的报道，首先对濒死体验进行了现象学的描述。随后，许多学者和科学家对此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发现人类在
死亡前有如下13种神秘的感受。
1.明知死讯：他们亲耳听到医生或是在场的其他人明确宣告自己的死亡。他会感觉到生理的衰竭到达极限。
揭秘：人临死前的十三种神秘感受（网络图片）
2.体验愉悦：〝濒死体验〞的初期有一种平和安详、令人愉悦的感受。首先会感到疼痛，但是这种疼痛感一闪而
过，随后会发觉自己悬浮在一个黑暗的维度中。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最舒服的感觉将他包围。
3.进入黑洞：有人反映他们感到被突然拉入一个黑暗的空间。你会开始
有所知觉，那就像一个没有空气的圆柱体，感觉上是一个过渡地带，一边是现世，一边是异域。
4.灵魂脱体：发现自己站在了体外的某一处观察自己的躯壳。一个
落水的男人回忆说，他自己脱离了身体，独自处在一个空间中，彷佛自己是一片羽毛。
揭秘：人临死前的十三种神秘感受（网络图片）
5.语言受限：他们竭力想告诉他人自身所处的困境，但没有人听到他们的话。有一名女子说，我试着跟他们说话，
但是没人能听到。
6.时间消失：脱体状态下，对时间的感受消失了。有人回忆说，那段时间里，他曾不停地出入自己的肉体。
7.感官灵敏：视觉、听觉比之前更
加灵敏。一个男子说，他从未看得如此清楚过，视力水平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增强。
揭秘：人临死前的十三种神秘感受（网络图片）
8.孤独无助：在这之后，会出现强烈的孤立感和孤独感。一位男子说，他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和别人交流，所以，
〝我感到非常孤单〞。
9.他〝人〞陪伴：这时，周围出现了别的〝人〞。这个〝人〞，要么是来协助他们安然过渡到亡者之国，要么是来告诉他们丧钟尚未敲响，
得先回去再待一段时间。
10.出现亮光：在〝濒死体验〞最后的时刻，会出现亮光。这道光具有某种〝人性〞，非常明确的〝人性〞。
揭秘：人临死前的十三种神秘感受（网络图片）
11.回望人生：这个时候，当事人会对一生做一次全景式的回顾。当亲历者用时间短语来描述它时，一般都是〝一
幕接着一幕，按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移动的，甚至伴随着画面，当时的一些感觉和情感都得以重新体验〞。
12.边界阻隔：在这时，人会遇到一道可以被称作是
〝边缘〞或者〝界限〞之类的东西，阻隔你到某个地方去，关于它的形态有多种表述：一摊水、一团烟雾、一扇门、一道旷野中的篱笆，或者是一条线。
13.生命
归来：如果有幸被救活了，在〝濒死体验〞进行到某种程度后，人们必须〝回来〞。在最开始的时候，许多人都想赶快回到身体中去，但是，随着濒死体验的深入，
他开始排斥回到原来的身体，如果遇上了光的存在，这种情绪就更为强烈。
揭秘：人临死前的十三种神秘感受（网络图片）唐山地震中濒临死亡的病人
天津安定医院的冯志颖和刘建勋教授曾随机选取100位唐山地震中濒临死亡，后经抢救脱险的截瘫病人进行调查，虽只获得81例有效的调查数据，却是目前世界
濒死体验研究史上采集样本最多的一次。结果发现，这些濒死体验有半数以上有躯体陌生感，思维特别清晰，身体异常，彷佛是梦幻，走向死亡感、平静和宽慰感、
生活回顾或〝全景回忆〞及思维过程加快的体验。
据统计分析，这些幸存者中，半数以上的人濒死时在对生活历程进行回顾，近半数的人产生意识从自身分离出去的
感受，觉得自身形象脱离了自己的躯体，游离到空中。自己的身体分为两个，一个躺在床上，那只是空壳，而另一个是自己的身形，它比空气还轻，晃晃悠悠飘在空
中，感到无比舒适；约三分之一的人有自身正在通过坑道或隧道样空间的奇特感受，有时还伴有一些奇怪的嘈杂声和被牵拉或被挤压的感觉；还有约四分之一的人体
验到他们〞遇见〝非真实存在的人或灵魂现象，这种非真实存在的人多为过世的亲人，或者是在世的熟人等，貌似同他们团聚。
掉落到阿尔卑斯山峡谷中的阿诺德
俄罗斯媒体曾披露，一位名叫雷蒙.莫迪的人对4000个有过临床死亡经历的人们进行了调查，发现濒临死亡时人类会进入一个神奇的世界。早在20世纪初，一
个叫做伯恩特的德国医生就曾下过决心，要弄明白人们死后的感觉是怎样的，详细对曾徘徊在生死边界的人们进行了调查后，他发现死而复生的人们在进入亡世界后
首先体验到的是一种强烈的欣喜之情。
一位名叫阿诺德的人曾掉落到阿尔卑斯山的峡谷中，在下跌了300米后，他的身体落在树枝上，并在生死边缘徘徊几天
之久。他回忆说：〝我觉得自己下坠的过程很长很长，我感到一阵强烈的欣喜，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过那么好的感觉。〞 据莫迪介绍，面对死亡的威胁时，一个人
能够在一秒钟的时间里回忆起整个一生中发生的所有事情。一位司机回忆说，当他的卡车从桥上掉下去时，他〝想起了一生中所有的事情，栩栩如生，和真的一样。
我想起自己两岁时怎样跟在父亲身后走在河岸上。〞 〝我想到5岁时我的玩具车怎样被弄坏了，我还想到第一次上学时我怎样号啕大哭。我记起上学时所在的每
一个年级，教过我的每一个老师，然后我的记忆进入了成年后的日子。我在一秒钟之内看到了所有这些景象，然后一切都结束了，我的卡车已经完全坠毁了，但我居
然安然无恙，我从摔碎的挡风玻璃框中跳出来。〞 〝我能想起自己看到的所有景象，这要花15分钟，可是当时所有那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一秒钟之内。〞
濒死体验在东西方同样存在，而且具体内容惊人的一致。
这种看似玄妙的濒死体验并非只在西方存在，中国神经医学专家也曾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濒临死亡五大阶段
据报道，心理社会学家肯尼斯．赖因格将临床死亡后经过救生法抢救又死而复生的人叙述的这种奇特的濒临死亡体验基本归纳为五大阶段。
第一阶段，安详
和轻松。持这种说法的人约占57％，其中大多数人有较强的适应力。觉得自己在随风飘荡，当飘到一片黑暗中时，心理感到极度的平静、安详和轻松。
第二阶
段，意识逸出体外。有这种意识的人占35％，他们大多数觉得自己的意识游离到了天花板上，半空中。许多人还觉得自己的身体形象脱离了自己的躯体，这种自身
形象有时还会返回躯体。
第三阶段，通过黑洞。持这种说法的人占23％，他们觉得自己被一股旋风吸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口，并且在黑洞中急速地向前冲去。
感觉自己的身体被牵拉，挤压。这时他们的心情更加平静。 第四阶段，与亲朋好友欢聚。黑洞尽头隐隐约约闪烁着一束光线，当他们接近这束光线时，觉得它给
予自己一种纯洁的爱情。亲朋好友们都在洞口迎接自己，他们有的是活人，有的早已去世。唯一相同的是他们全都形象高大，绚丽多彩，光环萦绕。这时，自己的一
生中的重大经历在眼前一幕一幕地飞逝而过，其中大多数是令人愉快的重要事件。
2012年8月28日星期二
2012年8月2日星期四
陈破空：黄金十年？蒙混的十年
胡锦涛当政，接近尾声，开始为其十年任期寻找历史定位。一如前任邓小平和江泽民一样，胡锦涛也自说自话，发动御用文人和官方喉舌，精选辞藻，标榜政绩，自我定义为“黄金十年”。
自我标榜“黄金十年”
1989年，邓小平镇压民运后，决定退休，退休前将自己定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2002年，江泽民任期届满，自夸他当政时期，“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江自称：他当政的十三年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9.3%；国民生产总值跨越8个万亿台阶；经济总量已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世界排名也由第十位跃升到第六位。是1949年以来，“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社会最稳定的时期。”
与江泽民自吹自擂不相上下的是，胡锦涛如此吹嘘他的“黄金十年”：10年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11.5%，10年前，中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10年后，中国 GDP跃居世界第二，即将接近50万亿。“这是国家强盛的10年，是经济飞翔的10年，是温暖人心的10年，更是脱颖而出的10年。”
纵观世界，还有哪一个国家，在“国家强盛的10年”里，大量官员外逃或大规模向海外转移资产、家属和子女？还有哪一个国家，在“经济飞翔的10年”里，贫富分化达到极至，民心不平，民怨沸腾？还有哪一个国家，在“温暖人心的10年”里，大量移民外国，争相涌往异国他乡？还有哪一个国家，在“脱颖而出的10年”里，受到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空前孤立？
经济惯性增长，何足挂齿
无论邓、江还是胡，都将自己政绩的重点，集中到经济上，唯经济论，而罔顾一个国家的全方位发展。即便只论经济，增长不过是惯性。万事开头难，自从七十年代后期，华国锋宣布结束文革、把毛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扭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经济便呈现大幅度的恢复性增长。随后，凭藉中国的人口和幅员优势，借助港台经济窗口，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的八十年代，外资涌入，外贸勃兴，国民经济呈现良性循环，增长加速，经济起飞，并为纵深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到江泽民、胡锦涛当政，中国经济早已形成规模效应，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已具基数，已成惯性，势不可挡；实在地说，与谁当政、如何当政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产值虽然增长，但伴随增长的问题却日益深重，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通货膨胀，物价高企……贯穿江、胡当政的整个时期。经济总量虽然增长，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却依然排位世界百名处，数十年不变。
中国理念：金钱至上，人权至下
中南海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系列文章，为“黄金十年”定调、定格。其中，所谓“10年转型，形成中国理念，”不过就是经济搞活、政治搞死、金钱至上、人权至下的倾斜理念；“10年改革，写下中国探索，”其实，并无改革，也无探索，只有墨守陈规，懒人主义；毫无创新，只有“拿来主义”，小偷哲学。所谓“10年挑战，塑造中国精神，”无非是对内不讲法、对外不讲理的无赖精神；所谓“10年崛起，做出中国贡献，”不过是操纵汇率、低价倾销、趁火打劫、转移他国财富自肥；所谓“10年奋进，铸就中国品格，”就是不惜造假、不择手段、不计道德底线的恶质品格。
“总的说来，形势很好，就照这么干下去，方向不会错，只要产值上去了，对我们党来说，就是成功。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自己要稳住阵脚，只要国力强大，老百姓害怕我们，外国也害怕我们，拿我们没奈何！”可以想见，私底下，这样的话，邓小平对江泽民如是说，江泽民又对胡锦涛如是说，胡锦涛又对习近平如是说。
借助洋人金口，为自己脸上贴金
在《人民日报》的系列文章里，御用文人频繁而选择性地引用外国人评语，借助洋人金口，为中共脸上贴金。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约翰辛普森(John Simpson)的一篇报道，更给胡锦涛平添了助力。该记者写道：“在胡锦涛主政的10年里，中国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绩，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之相比。这一代领导人自2002年上台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了4倍。过去，中国亿万富翁人数屈指可数；现在有271名，比任何国家都多。” 该记者可知，这271名亿万富豪，绝大多数都是高干子弟、太子党，所谓红二代、官二代？凭特权暴富，这便是“中国模式”。
该记者并说，“这两大了不起的成就，只有英国工业革命和19世纪美国靠残酷剥削致富的资本主义时代可以比较。” 说到残酷剥削，世界历史上，恐怕没有哪国资本家比中国红色资本家集团走得更远了：残酷压榨弱势群体，无情拖欠农民工薪资；密建血汗工厂，管制如同监狱；开动几乎所有监狱、劳改场、劳教所，在零工资和暴力胁迫的淫威下，大量生产出口产品；官商一旦合谋立项，就立即动手，不惜强行拆迁加暴力拆迁，无视平民家破人亡……
如果经济增长是鉴定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唯一指标，那么，整个世界的观念都将为之改变；如果各国都像中国那样发展，不择手段，不计道德底线，抄袭、盗版、剽窃，听任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再加强行拆迁和暴力拆迁，那么，任何国家的经济规模都将毫无约束地急剧膨胀，在那种条件下，“中国奇迹”也根本不会存在，
拒绝政改，江规胡随
该英国记者也提到胡任内“两项重大失误”：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但轻描淡写，并未深入追究这两大失误背后的深层根由：一党专政、排斥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黑暗政治制度。
事实上，胡锦涛十年，不仅未能解决江时代留下的问题和危机，而且坐视问题和危机加剧，比如官场腐败。毛泽东时代，共产党享尽特权，但还无须使用“腐败”二字来定义；到邓小平时代，共产党把持特权的同时，出现日益扩大的局部腐败；到江泽民时代，除特权之外，共产党全面腐败，腐败，全党团结的黏合剂，成为江泽民的“发现”，奉为“治国秘诀”。作为腐败集团的领头羊，江泽民家族通吃国家电信、李鹏家族垄断国家电力。
到胡锦涛时代，官场腐败以更大规模推进，其增长、其速度，远远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和速度，大多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省部级高官及其家族，以权谋私，疯狂敛财。陈良宇和薄熙来，作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有关他们的惊天腐败丑闻，不过是中共高层集体腐败的冰山一角。
至于封锁信息、镇压异己、迫害良知、对抗文明世界，江规胡随，毫无松动。这名英国记者撰文的标题是《成功与失误：胡锦涛的政治遗产》。从中共政权的维稳理念出发，胡锦涛当政，只有成功，没有失误；而从中国民众的期待而言，胡锦涛的作为，只有失误（甚至错误、罪行），绝无成功可言。
中国真民意，与官方调子截然相反
值得参考的倒是，不久前，国内共识网刊登一份由湘潭大学副教授李开盛主持的网上民意调查报告，题为《中国网民的政治与社会认知》。超过半数受访者不认同中国现行政治制度，而超过70％的受访者最认同美国政治制度。在中国网民最不认同的国家中，排列前5名的，除了中国，还包括：朝鲜、伊朗、越南和巴基斯坦，几乎都是中共的铁杆盟友、或中共昔日的铁杆盟友。在最不认同的人物名单中，中国网民将毛泽东与希特勒、斯大林、金正日和卡扎菲并列。超过八成受访者认为中国官场腐败“非常严重”，并认定这是中国要出问题的最大底因……
中国真民意如此，与官方调子截然相反。胡锦涛的信条是“不折腾”，就是不作为和蒙混过关的代名词。囿于既得利益，中南海拒绝政改，这本是十年间最紧迫的课题：经济发展的瓶颈，官场腐败的深重，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矛盾的激化，天灾伴随的人祸，都源于政治体制的积弊。开拓不足而守成有余，公心缺失而私欲缠身，胡锦涛十年，哪里是“黄金十年”？分明是蹉跎的十年！蒙混的十年！沦丧的十年！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2年8月号）
自我标榜“黄金十年”
1989年，邓小平镇压民运后，决定退休，退休前将自己定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2002年，江泽民任期届满，自夸他当政时期，“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江自称：他当政的十三年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9.3%；国民生产总值跨越8个万亿台阶；经济总量已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世界排名也由第十位跃升到第六位。是1949年以来，“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社会最稳定的时期。”
与江泽民自吹自擂不相上下的是，胡锦涛如此吹嘘他的“黄金十年”：10年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11.5%，10年前，中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10年后，中国 GDP跃居世界第二，即将接近50万亿。“这是国家强盛的10年，是经济飞翔的10年，是温暖人心的10年，更是脱颖而出的10年。”
纵观世界，还有哪一个国家，在“国家强盛的10年”里，大量官员外逃或大规模向海外转移资产、家属和子女？还有哪一个国家，在“经济飞翔的10年”里，贫富分化达到极至，民心不平，民怨沸腾？还有哪一个国家，在“温暖人心的10年”里，大量移民外国，争相涌往异国他乡？还有哪一个国家，在“脱颖而出的10年”里，受到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空前孤立？
经济惯性增长，何足挂齿
无论邓、江还是胡，都将自己政绩的重点，集中到经济上，唯经济论，而罔顾一个国家的全方位发展。即便只论经济，增长不过是惯性。万事开头难，自从七十年代后期，华国锋宣布结束文革、把毛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扭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经济便呈现大幅度的恢复性增长。随后，凭藉中国的人口和幅员优势，借助港台经济窗口，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的八十年代，外资涌入，外贸勃兴，国民经济呈现良性循环，增长加速，经济起飞，并为纵深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到江泽民、胡锦涛当政，中国经济早已形成规模效应，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已具基数，已成惯性，势不可挡；实在地说，与谁当政、如何当政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产值虽然增长，但伴随增长的问题却日益深重，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通货膨胀，物价高企……贯穿江、胡当政的整个时期。经济总量虽然增长，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却依然排位世界百名处，数十年不变。
中国理念：金钱至上，人权至下
中南海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系列文章，为“黄金十年”定调、定格。其中，所谓“10年转型，形成中国理念，”不过就是经济搞活、政治搞死、金钱至上、人权至下的倾斜理念；“10年改革，写下中国探索，”其实，并无改革，也无探索，只有墨守陈规，懒人主义；毫无创新，只有“拿来主义”，小偷哲学。所谓“10年挑战，塑造中国精神，”无非是对内不讲法、对外不讲理的无赖精神；所谓“10年崛起，做出中国贡献，”不过是操纵汇率、低价倾销、趁火打劫、转移他国财富自肥；所谓“10年奋进，铸就中国品格，”就是不惜造假、不择手段、不计道德底线的恶质品格。
“总的说来，形势很好，就照这么干下去，方向不会错，只要产值上去了，对我们党来说，就是成功。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自己要稳住阵脚，只要国力强大，老百姓害怕我们，外国也害怕我们，拿我们没奈何！”可以想见，私底下，这样的话，邓小平对江泽民如是说，江泽民又对胡锦涛如是说，胡锦涛又对习近平如是说。
借助洋人金口，为自己脸上贴金
在《人民日报》的系列文章里，御用文人频繁而选择性地引用外国人评语，借助洋人金口，为中共脸上贴金。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约翰辛普森(John Simpson)的一篇报道，更给胡锦涛平添了助力。该记者写道：“在胡锦涛主政的10年里，中国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绩，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之相比。这一代领导人自2002年上台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了4倍。过去，中国亿万富翁人数屈指可数；现在有271名，比任何国家都多。” 该记者可知，这271名亿万富豪，绝大多数都是高干子弟、太子党，所谓红二代、官二代？凭特权暴富，这便是“中国模式”。
该记者并说，“这两大了不起的成就，只有英国工业革命和19世纪美国靠残酷剥削致富的资本主义时代可以比较。” 说到残酷剥削，世界历史上，恐怕没有哪国资本家比中国红色资本家集团走得更远了：残酷压榨弱势群体，无情拖欠农民工薪资；密建血汗工厂，管制如同监狱；开动几乎所有监狱、劳改场、劳教所，在零工资和暴力胁迫的淫威下，大量生产出口产品；官商一旦合谋立项，就立即动手，不惜强行拆迁加暴力拆迁，无视平民家破人亡……
如果经济增长是鉴定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唯一指标，那么，整个世界的观念都将为之改变；如果各国都像中国那样发展，不择手段，不计道德底线，抄袭、盗版、剽窃，听任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再加强行拆迁和暴力拆迁，那么，任何国家的经济规模都将毫无约束地急剧膨胀，在那种条件下，“中国奇迹”也根本不会存在，
拒绝政改，江规胡随
该英国记者也提到胡任内“两项重大失误”：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但轻描淡写，并未深入追究这两大失误背后的深层根由：一党专政、排斥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黑暗政治制度。
事实上，胡锦涛十年，不仅未能解决江时代留下的问题和危机，而且坐视问题和危机加剧，比如官场腐败。毛泽东时代，共产党享尽特权，但还无须使用“腐败”二字来定义；到邓小平时代，共产党把持特权的同时，出现日益扩大的局部腐败；到江泽民时代，除特权之外，共产党全面腐败，腐败，全党团结的黏合剂，成为江泽民的“发现”，奉为“治国秘诀”。作为腐败集团的领头羊，江泽民家族通吃国家电信、李鹏家族垄断国家电力。
到胡锦涛时代，官场腐败以更大规模推进，其增长、其速度，远远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和速度，大多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省部级高官及其家族，以权谋私，疯狂敛财。陈良宇和薄熙来，作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有关他们的惊天腐败丑闻，不过是中共高层集体腐败的冰山一角。
至于封锁信息、镇压异己、迫害良知、对抗文明世界，江规胡随，毫无松动。这名英国记者撰文的标题是《成功与失误：胡锦涛的政治遗产》。从中共政权的维稳理念出发，胡锦涛当政，只有成功，没有失误；而从中国民众的期待而言，胡锦涛的作为，只有失误（甚至错误、罪行），绝无成功可言。
中国真民意，与官方调子截然相反
值得参考的倒是，不久前，国内共识网刊登一份由湘潭大学副教授李开盛主持的网上民意调查报告，题为《中国网民的政治与社会认知》。超过半数受访者不认同中国现行政治制度，而超过70％的受访者最认同美国政治制度。在中国网民最不认同的国家中，排列前5名的，除了中国，还包括：朝鲜、伊朗、越南和巴基斯坦，几乎都是中共的铁杆盟友、或中共昔日的铁杆盟友。在最不认同的人物名单中，中国网民将毛泽东与希特勒、斯大林、金正日和卡扎菲并列。超过八成受访者认为中国官场腐败“非常严重”，并认定这是中国要出问题的最大底因……
中国真民意如此，与官方调子截然相反。胡锦涛的信条是“不折腾”，就是不作为和蒙混过关的代名词。囿于既得利益，中南海拒绝政改，这本是十年间最紧迫的课题：经济发展的瓶颈，官场腐败的深重，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矛盾的激化，天灾伴随的人祸，都源于政治体制的积弊。开拓不足而守成有余，公心缺失而私欲缠身，胡锦涛十年，哪里是“黄金十年”？分明是蹉跎的十年！蒙混的十年！沦丧的十年！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2年8月号）
余英时：谈中国高考制度的负面影响
2012-08-02
六月、七月正是中国高考时期，入学的考试。大陆现在的高考特别发生很大的问题，人数太多，也是个原因了。每年都是九百万以上的考生，大概只有七百万左右可以进入大学，所以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更大的问题就是大陆现在的高考地域非常不平衡，乡下的地区考进大学的机会非常少，考得很高分，但是你想进的学校，它不收你，只有到一个比较坏的学校去。所以就这样情况之下，考试失去它公平的意义了，对心理上的影响非常大。
有一些报道提出一些很可怕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个考生是女的，是西安人，她在考试准备的期间父亲死掉了，她在外面准备考试，家里亲戚、朋友都要瞒着她，所以她要到考完了以后，才可以把这个事情告诉她。
这件事情引起报纸上许多的评论，所以可见这个考试实在是太残酷了，心理造成的影响不可想象的。有一个湖南的评论员，姓钟，他就在考试的不公平、以及问题重重方面，提出质问，受到很广泛的注意。特别是因为考试这样的困难，所以发生许多流弊，就是大城市富有的家庭的子弟，得到考试的好处太多；而穷乡僻壤的，几乎就很少机会，这是很大的问题。
比如上海、北京、南京、武汉、杭州，这些都是很好的大学，包括天津。这些大城市的，天津、北京这些地区的人，入大学比较方便，但其它地方的人就不行了。其中有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是说一个安徽的学生，如果想进北京大学的话，那是7，800多人才取一个；而在北京的考生，大概190个人中间可以取一个。这已经是非 常厉害的比例了，穷乡僻壤的考生就等于没有机会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好的大学，好的、有水平的大学都被有钱有势的人占去了，而穷乡僻壤就很少有机会。所以从这点讲，跟过去的科举考试制度并不一样。过去每个地方都是按据人口，那里不会有地区这样的不公平的问题。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之下，地区不公平是首先重要的因素。
另外就是舞弊，舞弊也要花很多钱。比如说你要买一个很小的传播器跟外面通消息，有时候一个机器就要2500块。今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湖北黄冈，有好几 十个人考试都考得很好，后来都被当场抓到，他们都有买了一个2500块钱（美金）的一个小的机器，跟外面通消息，把考题传出去，然后又外面传进来。还有更荒唐的三个女学生也是被抓到的，她们把传播器放在胸罩里面，当然也没法搜出来，但是后来还是找出来了。
考试的舞弊非常厉害，现在批评的人还不光是说这些舞弊、或者这些不公平，是长期的对考生的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的研究都指出中国的考生有时候在大学毕 业以后，这种考试时代、这种勉强灌输知识、废寝忘食、一天到晚什么事都不做就是要为了考试，这变成一个噩梦，这个噩梦常常在大学毕业以后，还回到你的心里，所以对人的一生的心理有极大的影响，而且都是负面的影响。
尤其要注意的就是，有人指出，第一是你的人格发展方面会非常陷于不平衡。因为这个考试差不多在高中最后一年就不念书了，就是为了考试做准备。而且父母为了要省孩子的时间，往往就不要他（她）走来走去，在学校附近给他（她）租一个房子，甚至于陪他们住，这样来准备考试。如果考不取，你想一想那个心理负担有多大。
另外一个普遍的批评、也是很合理的批评，就是说这样的硬记的方式、靠死记来考试，其结果是脑子非常不灵活了，就变成创造力完全消失了、或者大部分受损害了。大部分受损害的脑筋，就不能够有很高的创造力。所以在进了大学以后，也会受影响。
所以，中国大学教育近来被批评，我想跟高考也有关系。
大学教育，现在特别是人文方面教育，是一落千丈，几乎连常识都没有。而且也不会运用任何活的知识，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变成人人只有听党的话，不敢有自己的意见，所以这就是跟考试一连串带来的，并不就是说考试这一关，过这一关以后，它这个影响还在后 面还要继续发生，所以这是最负面的一个东西。
另外，我们要知道现在中国贫富非常不平等的，高干子弟跟富商，他们子弟进大学还另有路数。考试也是过场，往往有办法让学校收他们的子弟，这是一部分不公平的地 方。另外一部分不公平的地方，就是这些富商、高干子弟最近几年来因为钱多了，常常把自己的儿女都送到外国去念书，并不在本国上大学了。这个例子很多，而且根据中共教育部最近发表的数字，就是从2008年到2011年这几年之内，每年出国留学的人增加的数目是20%。如果照这个比例下去，将来富有的人、高干子弟都不在国内念书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中国的教育、社会的不平等，官跟民、富跟贫之间的距离，都是越来越大了，而且在教育上也加强了这个鸿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前景。如果中国需要在文化上能在世界争取某一种地位的时候，我想这个高考制度也要经过好好的重新检查，甚至于要有彻底的改革。当然不限于高考一件事，而是整个教育制度。因为现在整个教育制度还是以党的控制为主，一切的东西、在人文方面的教育，讲来讲去，就是要以党为中心。所以，
如果这个教育这样下去的话， 是没有希望的。
六月、七月正是中国高考时期，入学的考试。大陆现在的高考特别发生很大的问题，人数太多，也是个原因了。每年都是九百万以上的考生，大概只有七百万左右可以进入大学，所以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更大的问题就是大陆现在的高考地域非常不平衡，乡下的地区考进大学的机会非常少，考得很高分，但是你想进的学校，它不收你，只有到一个比较坏的学校去。所以就这样情况之下，考试失去它公平的意义了，对心理上的影响非常大。
有一些报道提出一些很可怕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个考生是女的，是西安人，她在考试准备的期间父亲死掉了，她在外面准备考试，家里亲戚、朋友都要瞒着她，所以她要到考完了以后，才可以把这个事情告诉她。
这件事情引起报纸上许多的评论，所以可见这个考试实在是太残酷了，心理造成的影响不可想象的。有一个湖南的评论员，姓钟，他就在考试的不公平、以及问题重重方面，提出质问，受到很广泛的注意。特别是因为考试这样的困难，所以发生许多流弊，就是大城市富有的家庭的子弟，得到考试的好处太多；而穷乡僻壤的，几乎就很少机会，这是很大的问题。
比如上海、北京、南京、武汉、杭州，这些都是很好的大学，包括天津。这些大城市的，天津、北京这些地区的人，入大学比较方便，但其它地方的人就不行了。其中有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是说一个安徽的学生，如果想进北京大学的话，那是7，800多人才取一个；而在北京的考生，大概190个人中间可以取一个。这已经是非 常厉害的比例了，穷乡僻壤的考生就等于没有机会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好的大学，好的、有水平的大学都被有钱有势的人占去了，而穷乡僻壤就很少有机会。所以从这点讲，跟过去的科举考试制度并不一样。过去每个地方都是按据人口，那里不会有地区这样的不公平的问题。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之下，地区不公平是首先重要的因素。
另外就是舞弊，舞弊也要花很多钱。比如说你要买一个很小的传播器跟外面通消息，有时候一个机器就要2500块。今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湖北黄冈，有好几 十个人考试都考得很好，后来都被当场抓到，他们都有买了一个2500块钱（美金）的一个小的机器，跟外面通消息，把考题传出去，然后又外面传进来。还有更荒唐的三个女学生也是被抓到的，她们把传播器放在胸罩里面，当然也没法搜出来，但是后来还是找出来了。
考试的舞弊非常厉害，现在批评的人还不光是说这些舞弊、或者这些不公平，是长期的对考生的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的研究都指出中国的考生有时候在大学毕 业以后，这种考试时代、这种勉强灌输知识、废寝忘食、一天到晚什么事都不做就是要为了考试，这变成一个噩梦，这个噩梦常常在大学毕业以后，还回到你的心里，所以对人的一生的心理有极大的影响，而且都是负面的影响。
尤其要注意的就是，有人指出，第一是你的人格发展方面会非常陷于不平衡。因为这个考试差不多在高中最后一年就不念书了，就是为了考试做准备。而且父母为了要省孩子的时间，往往就不要他（她）走来走去，在学校附近给他（她）租一个房子，甚至于陪他们住，这样来准备考试。如果考不取，你想一想那个心理负担有多大。
另外一个普遍的批评、也是很合理的批评，就是说这样的硬记的方式、靠死记来考试，其结果是脑子非常不灵活了，就变成创造力完全消失了、或者大部分受损害了。大部分受损害的脑筋，就不能够有很高的创造力。所以在进了大学以后，也会受影响。
所以，中国大学教育近来被批评，我想跟高考也有关系。
大学教育，现在特别是人文方面教育，是一落千丈，几乎连常识都没有。而且也不会运用任何活的知识，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变成人人只有听党的话，不敢有自己的意见，所以这就是跟考试一连串带来的，并不就是说考试这一关，过这一关以后，它这个影响还在后 面还要继续发生，所以这是最负面的一个东西。
另外，我们要知道现在中国贫富非常不平等的，高干子弟跟富商，他们子弟进大学还另有路数。考试也是过场，往往有办法让学校收他们的子弟，这是一部分不公平的地 方。另外一部分不公平的地方，就是这些富商、高干子弟最近几年来因为钱多了，常常把自己的儿女都送到外国去念书，并不在本国上大学了。这个例子很多，而且根据中共教育部最近发表的数字，就是从2008年到2011年这几年之内，每年出国留学的人增加的数目是20%。如果照这个比例下去，将来富有的人、高干子弟都不在国内念书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中国的教育、社会的不平等，官跟民、富跟贫之间的距离，都是越来越大了，而且在教育上也加强了这个鸿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前景。如果中国需要在文化上能在世界争取某一种地位的时候，我想这个高考制度也要经过好好的重新检查，甚至于要有彻底的改革。当然不限于高考一件事，而是整个教育制度。因为现在整个教育制度还是以党的控制为主，一切的东西、在人文方面的教育，讲来讲去，就是要以党为中心。所以，
如果这个教育这样下去的话， 是没有希望的。
文革期间文化名人自杀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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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拓
1912年生，福建闽侯人。1930年入党。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 受迫害，5 月 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5月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5月18日自缢身 亡，成为在那段非常的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
老 舍
生于1899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战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解放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陈笑雨
1917年生，江苏靖江县人。著名文艺评论家。解放后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于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尽。
陈梦家
1911 年生，浙江上虞县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16岁开始写诗，师从徐志摩、闻一多，1931年出版《梦家诗集》，为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解放后先后在清华 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考古通讯》副总编，在考古及古文字研究方面著述甚丰，颇多创见。1966年9月3日自缢身亡。
言慧珠
1919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1966年9月11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
叶以群
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入党，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解放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自杀。
刘盼遂
1896年生，河内淮滨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问教于王国维、黄侃、梁启超门下；1946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1966年自杀身亡。
赵慧深
1911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分不好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罗广斌
1924年生，四川成都人，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解放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跳楼自杀。
严凤英
1931年生，安徽桐城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死后曾被剖尸检查，因怀疑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
杨 朔
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于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储安平
1909 年生，江苏宜兴人。清华大学毕业后曾留学英国三年，攻读政治学。50年代初先后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 1957年大鸣大放中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因所谓“党天下”言论被定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折磨的对象，任意打骂，人身侮辱，无所不为。 1968年8月的一天投河自尽。
傅 雷
1908年生，上海南汇县人。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著 作等身。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1968年 8月 30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惨遭人格凌辱。9月3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翦伯赞
1898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18部著作行世。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因对前途绝望，于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上官云珠
1920年生，江苏苏州人。著名电影演员，曾在《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8年跳楼自杀。
容国团
1937年生，广东中山县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自幼居香港，1957年回大陆，曾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文革”中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1968年6月20日目睹了贺龙、荣高棠批判大会后，在龙潭湖附近的一个鸭房中自缢身亡。
周瘦鹃
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跳井自杀。
李广田
1906年生，山东邹平人。著名作家。1935年毕业于北大外语系。1948年入党。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文革中因遭残酷迫害，于1968年跳池自杀。
吴 晗
1909 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28岁时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 1959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在狱中自杀身亡，死前头 发被拔光。
顾而已
1915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因30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自缢身亡。
闻 捷
1923 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解放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69年下半年获得 “解放”后，又因人际交往问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张春桥、姚文元正式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闻捷于当 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刘绶松
1912年生，湖北洪湖县人。著名文学史家。1938年毕业於西南联大。解放後历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等职。著有《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文革”中遭受迫害，1969年3月16日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
范长江
1909年生，四川内江县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解放前曾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华北版）总编辑等职。解放後历任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杀。
王重民
1903年生，河北高阳县人。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曾留学法国。1948年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1952年起专任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一生对图书馆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影响巨大。1975年4月15日自缢身亡。
陈 琏
1919 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入党，解放後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 开始後。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并扬言要开除她的党籍。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琏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自杀。1979年3月上海市委为其平 反，胡耀邦曾为她题写了“家庭叛逆，女中英豪”的赞词。
李平心
1907年生，江西南昌市人。历史学家。1946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解放後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杀。
熊十力
国学大师，1968年5月24日绝食身亡。
顾圣婴
著名女钢琴家，1969年1月31日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傅其芳
中国乒乓球队教练，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姜永宁
乒乓球国手，1968年5月16日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文 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作家、诗人还有田汉、阿英、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郭小川、芦芒、蒋牧良、刘澍德、孟超、陈翔鹤、纳·赛音朝克 图、马健翎、魏金枝、司马文森、海默、韩北屏、黄谷柳、远千里、方之、萧也牧、李六如、穆木天、彭慧、姚以壮、邓均吾、张慧剑、袁勃、徐嘉瑞、李亚群、林 莺、沈尹默、胡明树。
著名文艺评论家冯雪峰、邵荃麟、王任叔、刘芝明、何家槐、侯金镜、徐懋庸。
著名翻译家董秋斯、满涛、丽尼。
著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郑君里、袁牧之、田方、崔嵬、应云卫、孟君谋、徐韬、魏鹤龄、杨小仲、刘国权、罗静予、孙师毅、夏云瑚、冯喆、吕班、王莹、赵慧深、瞿白音；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盖叫天、荀慧生、马连良、尚小云、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高百岁、裘盛戎。
著名话剧艺术家章泯、焦菊隐、孙维世、舒绣文、兰马、高重实、万籁天、白辛、伊兵。
著名戏曲艺术家张德成、李再雯、竺水招、苏育民、顾月珍、筱爱琴、韩俊卿、丁果仙、阎逢春、徐绍清、蔡尤本、刘成基、白云生、韩世昌。
著名曲艺家王尊三、王少堂、张寿臣、俞笑飞、江枫、连阔如、肖亦吾、固桐晟。
著名音乐家郑律成、马可、黎国荃、向隅、蔡绍序、陆洪恩、费克、舍拉西、查阜西、李淦、张斌、王建中、沈知白、李翠贞、阿泡、杨宝忠。
著名美术家潘天寿、王式廓、董希文、丰子恺、陈半丁、秦仲文、陈烟桥、马达、倪贻德、肖传玖、吴耘、张正宇、吴镜汀、叶恭绰、刘子久、乌叔养、符罗飞、贺天健、彭沛民、郑野夫、李斛、沃渣、王颂咸、李又罘、张肇铭、李芝卿。
文革中自杀的部分知识精英名录(第二批105名)
1、卞鉴年：天津南开大学生物系系主任，文革中被“斗争”和“审查”，关进“牛棚”，受尽种种侮辱和折磨，最后投湖自尽。时年43岁。
2、 毕金钊：医师，早年毕业于齐鲁医学院，曾出国留学，医术精湛。1949 年以前曾经在国民政府的军事医院里工作。从 1950年代起任天津总医院(后改名为天津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小儿科主任。文革中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遭审查批斗 后自杀身亡，时年约 60 岁。
3、常溪萍：1917年生，山东莱阳人。1938年加入中共，长期在山东任职。1954年起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及 党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文革初即被“揪出”，长期遭残酷斗争和监禁，频繁遭到毒打和侮辱。常溪萍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曾迫害华师大众多 师生，划了400多名“右派”;这次文革中自己却难逃劫难，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1968 年 5 月 25 日从校中阶梯教室窗户跳落身死。
4、陈浩烜：同济大学建筑材料系水泥教研室副教授。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陈浩烜被指控为“特务”，关押在校中“隔离审查”，屡遭毒打。7月某日从被关的学生宿舍 5 楼坠楼死亡，时年40多岁。他的妻子宋文铆是数学系讲师，未能获准见到遗体。
5、陈永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讲师(高教十级)。他教学业务强，业余善打桥牌，打牌的伙伴竟被诬为“反革命小集团”，受到迫害和关押，1968年11月11日跳楼自杀。时年33岁。
6、陈正清：新华社摄影记者，曾拍摄过开国大典。他按年代排列自己的摄影作品时把蒋介石的图像排在毛泽东等人之前，文革中为此遭到残酷批斗。1966年 8 月 27 日夜，陈正清和妻子何慧一起服安眠药自杀。他们留下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时年40多岁。
7、程世怙：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曾留学美国，归国后在力学研究所任职。50年代曾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开课教授“震动理论”。1968 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遭到野蛮“审查”，自杀身亡。
8、 程述铭：1925 年生，北京人，上海天文台研究人员。1948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从事天文报时并作出优秀成绩。文革初期，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而监督劳动。1971 年，有人告发他“散布损坏江青形象”的言论，再次被隔离关押。在天文台的关押地上吊自杀。
9、程贤策：北京大学中文系总支书记。文革初期，就被当 作“黑帮份子”遭到“斗争”、污辱和毒打。1966年6月18日，北大第一次大规模暴力批斗时，学生用棍子殴打程贤策和中文系多名教师，还把厕所的大便纸 篓扣在他们头上。7月底，程贤策进了“劳改队”，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刷洗打扫学生宿舍的厕所。有一天学生把他的头发中间剃出一个十字型的凹沟。8月 24日，一批学生红卫兵来到程贤策和他连襟两家合住的单元抄家。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毒打他们，他们的衣服被打烂嵌进了肉里，黏连在血肉模糊的身体上脱不下 来。还有一次，他被卷在一条草席中用棍子乱打。1966年9月2日他带了白酒和农药“敌敌畏”跑到香山树林中服药自杀。时年38岁。
10、程远，女，四川人。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教师，兼德文打字员。“清理阶级队伍”中，被诬为《红岩》中的女特务“玛丽小姐”式人物，遭批斗，1968年1月9日在床栏杆上自缢身亡。当年64岁。
11、戴立生，1898年生，南开大学生物系教授、无脊椎动物教研室主任。中国动物学会第九、第十届理事。文革中，他年老体弱，多次被揪斗殴打，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悲愤交加中于1968年12月6日自杀，终年70岁。
12、董怀允：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讲师，中共党员，1966年7月28日上吊自杀。时年39岁。
13、樊英：女，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住复旦大学第九宿舍。1968年遭迫害，自杀身亡。当时64岁。
14、高斌：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66 年遭到“批斗”后自杀身死。
15、高仰云：1905年生，陕西米脂人。1927年参加共产党，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曾被捕过，1936年经营救出狱后进入延安，曾任各级党校领导工作。1958年起任天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文革中被残酷斗争，1968年又遭毒打后，于7月27日投河自尽。
16、高芸生： 1910 年生，北京钢铁学院院长及党委书记。文革初期遭到残酷批斗后，1966 年 7 月 6 日自杀。
17、郭湘贤：北京大学校医院副院长，中共党员，1968年11月16日用刀片割断动脉后又自缢。当时47岁。
18、光开敏，北京地质学院副教授，文革开始后不久，在学校附近的五道口卧轨自杀，身后无子女。
19、 何慎言：女，1931年生，江苏泰兴人。1953年自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几年后调北京日报。1957年在部队工作的 丈夫被划为“右派”，随后她被调北京第四女子中学任教。文革中1968年她在教室黑板上书写毛泽东语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写漏了两个字，写成“千万不要阶级斗争”，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行为”，遭激烈批斗后自杀。
20、何挹堂：北京大学生物系助教，中共党员，1968年12月6日跳楼自杀。时年32岁。
21、 胡茂德：1923 年生，广东人。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外广播部干部，行政 13 级。1968 年 5 月 10 日，局里安排要开会斗争他和齐越等人。在斗争会前，胡茂德从办公大楼的六层跳楼死亡。这座大楼在长安街边，他坠楼落地后，折断的腿骨从肌肉里面刺出来，几 个小时后才被车拉走。
22、胡明：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教授。1957 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撤去系主任职务。文革中又遭到“批斗”。1966年9月5日，从北师大主楼北边的宿舍楼上跳楼自杀。当年50多岁。
23、 胡淑洪：女，1923 年生，北京航空学院数学教研组讲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1968年4月被“隔离审查”， 5月从该校主楼上跳楼自杀。胡淑洪的丈夫姓李，是北京机械学院的教员，由于在国民党报社当过编辑，当时也在“隔离审查”。北航当局用卡车把他拉到学校，没 有准许他看妻子的遗体，第二天他也跳楼自杀。
24、黄报青：1929年生，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副教授，系党支部委员，民用建筑教研室副主任。文革 开始时不同意中央给原高教部长、清华校长党委书记蒋南翔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为此遭殴打、侮辱和批斗，但他誓死坚持，曾自杀未遂，后精神恍 惚，最后于1968年1月18日跳楼身亡。
25、黄必信：大连工学院无线电系教师、教研室主任，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儿子。1957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他家兄妹八人有六人被划“右派”)，1960年“摘帽”后才重回讲堂。文革开始就作为重点打击对象，由于教学中对“调干生”要求较 严，被指为“阶级报复”，遭批斗，1966年6月14日在家中上吊自杀。时年 41 岁。他的妻子余启运是该校的物理教师，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遭到“隔离审查”，6月15日在关押中自杀(正好是黄必信去世两周年)。他们有三个 孩子。14 岁的小女儿在1966年10月26日失踪。
26、黄耀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讲师，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学校当局指控为“现行反革命”报公安机关逮捕，他在被捕之前5月10日自杀。
27、黄志冲：1934年生，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副总支书记，1968年9月26日在清华荷花池二宿舍住处自缢。
28、 黄钟秀：1922年3月生，上海人，1950年9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工程画教研室副主任、讲师。因被怀疑有历史问题遭追查，1968年8月3日上吊 自杀。妻子张英玲，1921年10月生，安徽合肥人，1949年参加工作，校保健室护士长，在黄钟秀自杀后情绪极坏，1968年9月15日跳楼自杀。
29、黄仲熊：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文革中遭到批斗争和“审查”，在1968 年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
30、 江枫：女，北京戏剧学校校长，1966年8月遭到该校红卫兵学生的“斗争”，被殴打和侮辱，上吊自杀。江枫和她的丈夫吴子牧都是老共产党员。吴子牧是中共 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文革开始，原中共北京市委被当作“黑市委”而彻底改组，加上他主管教育部门，因此在文革中长期遭到“批判斗争”，于 1970 年 10 月患肺癌去世。
31、江隆基：1905 年生，陕西西乡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曾留学日本、德国。1927年加入中共，1938年归国后在陕北从事教育领导工作。建国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 部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文革时任兰州大学校长及党委书记。1966年5月文革开始，学校党委领导运动，矛头主要指向学校的一些“老右派”和“反动的资产 阶级学术权威”。6月1日以后省委按照北京的样子派工作组进校，组织学生揭批学校领导人“对抗文革、压制运动”，学生转而揪斗江隆基和其他领导人，在操场 上罚跪、戴高帽、殴打、游街，强令他们承认种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6月25日上午，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的党 内外一切职务”，彻底把他抛了出来，当天下午江隆基便自杀身亡。江隆基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一贯忠实执行毛泽东的错误路线，在北大主政期间就经手划了 500多名“右派”，远远超过5%的比例，弄得许多人家破人亡。江隆基从整人到被整以至死于非命，在中共领导干部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32、江 楠，女，安徽师范大学俄语讲师。她和丈夫林兴50年代在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工作，回国后调该校任教。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林兴遭“隔离审查”，她 被当时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员”威逼强奸，她向上告发反被加以“腐蚀工人阶级”的罪名，走投无路之下，1969年在农村上吊自杀。
33、康昭月，女，陕西师范大学外语教研室讲师，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时遭批斗、逼供而自杀身亡。
34、 李大成：北京大学生物系动物专业助教。他1958年在北大生物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68年有一次开会时，李大成在一张报纸上随意写了“毛主席万岁”几 个字，后有人发现在这些字旁边，报纸上还有“打倒”二字。于是他便成了“现行反革命”，遭批斗，10月23日从生物楼上跳楼自杀。死时32岁。
35、 李国瑞：北京航空学院机械原理教研组教师，他的妻子是该校医院的保健医生。1968年7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追逼交代所谓的“历史问题” (指中学时集体加入“三青团”的事情)，历尽折磨后，他和妻子、两个孩子，以及他的母亲，五口人一起在家中服毒自杀。两个儿子死亡时分别为 10岁和8 岁。
36、李铿：女，北京航空学院外语教研组教员，1968年被“审查”，从该校主楼四层上跳楼自杀身亡。时间是在 1968年6、7月间。
37、李其琛：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教员，1968年12月8日跳楼自杀。时年34岁。
38、李秋野：北京外贸学院院长，文革开始后遭到“批判斗争”，1968年自杀身亡。
39、 李铁民：1906年生，湖北应城人。1926年加入中共，1927年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政治系，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和工人运动。 1949年起任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系主任、副教务长、副校长等职。文革中遭批斗“审查”，1970年自杀身亡。
40、李文才：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副主任、总支副书记，1969年1月9日清理阶级队伍中在家中上吊而死。时年46岁。
41、李希侵：1916年生，山西灵丘人，西安交通大学电工教研室副教授，高教五级。“反右”时被被划为“右派”，文革中指称他有“反动言论”，遭批斗。1970年7月12日上吊自杀。
42、 李 原：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年轻时因家庭贫困曾填表申请救济金。文革中那个救济单位被指控为“特务组织”，他虽然没有领到过救济金，却也被指控为“特务”。 1968年4月21日被殴打重伤后，死于北大办公楼斜屋顶下的小间里，死亡鉴定说是自缢。时年40岁。他的妻子始终不服，因为关他的房间屋顶低得人直不起 腰，他不可能上吊自杀。
43、林鸿荪：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曾经留学美国，1950年代曾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流体力学”课。1968年在“清理阶级 队伍运动”中遭到粗暴批斗“审查”后自杀。
44、 林墨荫，浙江平阳县人，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北京地质学院岩石教研室任助教、讲师，1958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并被“劳动教养”三年”。文革中，北京地质学院校内两派斗争，掌权的一派大搞逼供信，想要从他那里追查有关对立派别的材料。1968 年9月27日，他在被关押中自杀身亡，时年 39 岁。
45、廖 莹：北京大学物理系讲师，1968年10月21日自刎而死。时年42岁。
46、 刘德中：复旦大学外文系教师，教英语专业课程，还精通德语、俄语，翻译出版过德文作品，很有才华，教学效果好。他从小在国外长大，父亲曾任外交官，母亲是 德国人。文革开始他和妻子都遭到严重冲击，受到殴打侮辱、被剃“阴阳头”。1966年10月8日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自杀，死前穿得整整齐齐，桌子放着圣 经。当时他大约四十多岁。
47、刘澍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物理教师，中共党员，附中团委副书记。1966 年 8 月 26 日晚上，在该校红卫兵组织的“斗争会”上，遭到红卫兵的毒打和侮辱，当晚从清华大学内的高烟囱上跳下自杀身亡。当年26岁。
48、刘书芹：北京农业大学兽医系副教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批斗、“审查”，1968年4月22日在地下室自杀。
49、刘有文：北京大学无线电系助教，中共党员，1968年12月17日卧轨自杀。时年32岁。
50、陆谷宇：1926年生，浙江杭州人，1952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工企教研室讲师。运动中被指称“有反动言论”，遭批斗，1968年12月2日上吊自杀。
51、陆家训：1925年生，江苏海安人。1951年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理论力学教研室讲师。1957 年被打成“右派份子”。文革中因其“右派分子”身份和被怀疑有 “历史问题”而被“批斗”。 1966年8月27日跳楼自杀身亡。
52、陆修棠：1911年生，江苏昆山人。民乐教授、二胡演奏家。早年就读于上海国立音专，青年时代就积极从事国乐活动。1949年后相继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文革初就遭到迫害，1966年夏天投河自杀。
53、路学铭：清华大学体育教研室讲师，1969年2月8日清理阶级队伍中跳楼自杀。时年41岁。
54、骆风峤：1916年生，四川资中人，1950年9月参加工作(原陕西工业大学动力系教授)，文革时任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因追查1942年参加国民党的问题，于1966年12月13日跳楼自杀。
55、罗仲愚：北京农业大学兽医系副教授，曾经留学美国，1950年代归国，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1968年6月6日割断血管自杀。
56、马特：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著名的心理学教授，文革中被指控为“特务”。他和妻子从北京师范大学的主楼高层跳下，自杀身亡。
57、毛青献：复旦大学物理系教师，讲授原子物理学。1996年文革开始后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批判斗争。毛青献不堪侮辱，在学校跳楼身亡。时年50岁左右。
58、蒙复地：北京大学西语系西班牙语讲师。只因早年参加过三青团，“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清查，于1968年3月27日自杀身亡。时年36岁。
59、 南汉宸：1895年生，山西洪洞县人。早年参加民主革命，1926年加入共产党，长期在冯玉祥、杨虎城部队从事统战工作，推动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代 起长期主持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等职。文革开始后被指控为“叛徒”和“走资派”，遭 到残酷批斗，1967年1月27日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60、钱宪伦：1909年7月生，江苏无锡人，1951年12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 学化学教研室讲师。他解放前在民航公司任职，以后起义回国，文革中遭审查批斗，1968年4月3日开煤气自杀身亡。他的妻子袁云文，1919年生，岳母张 淑修，1884年生，均为云南石屏人，当时与钱宪伦一起开煤气自杀。
61、邵凯：辽宁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1966 年 6 月 13 日，中共辽宁省委派“工作组”进入辽宁大学，把邵凯“罢官”。邵凯遭到一系列野蛮的“批判斗争”后，在 1967 年 1 月 23 日自杀。
62、 沈家本：1921年2月生，江苏苏州人，1949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金工教研室副主任、讲师。解放前曾在国民党空军任职，文革中遭追查，诬称他 “混入革命队伍，窝藏变天账，在日记本上书写反标”等。1969年1月19日离校逃跑，1969年1月21日在陕西蓝田县投井自杀。
63、宋励吾：南京解放军气象学院教授、系主任。曾留学美国。1966年8月被红卫兵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得满头窟窿。当晚在家中用刮脸刀片割断血管自杀。死后，妻子和女儿被下放农村多年。
64、孙凤池：1929年生，南开大学数学系讲师。195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1971年4月25日自缢身亡。
65、孙国楹：同济大学数学系讲师，因为与人谈起用短波收音机收听到的新闻，被指控为“收听敌台”，在1968年被关押和“批斗”，一度逃到杭州又被抓回。后来在被关押的大礼堂二楼上吊身亡。时年30多岁。
66、孙兰：女，上海市教育局长、党委书记。文革开始便是重点打击对象，在1967年内被“批斗”了一百多次。1967年8月，上海市教育局建立“革命委员会”后，成立了“孙兰专案组”，在“审查”中多次进行逼迫、体罚、凌辱。1968年4月8日，孙兰自杀。
67、孙荣先，陕西师范大学外语教研室讲师，1968年被批斗逼供而自杀。
68、孙兆禄：1919年生，南开大学经济系讲师。 1946年毕业于成都燕京大学，1951年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毕业。1969年1月24日跳楼自杀。
69、汤家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讲师。文革“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审查”。当时的运动领导者声称要通过汤家翰(一作汤家汉)“炸开东语系黑堡垒”。1968年11月23日自缢身亡。时年38岁。
70、 唐麟：1911年生，1938年参加共产党，在 1950年代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1959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被撤职并下放农村劳动。1962年， 他得到“甄别”后，被分配到湖南大学担任副校长。文革开始后，1966年6月中共湖南省委宣布湖大的领导人魏东明和唐麟“停职反省”。8月，在大规模暴力 斗争中，遭到批斗、游街和殴打，此后一直被视为牛鬼蛇神。1968年2月起他被关押在学校，18日夜间从三楼房间坠楼死亡。事后被宣布为自杀，家属始终存 疑。
71、唐士恒：1909年生，广东中山人。妇产科专家、二级教授。1925年就读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1927年赴比利时深造，1933年 获医学博士学位。1935年又赴德国进修妇产科，回国后历任上海多家著名医院的主治医师和妇产科主任。1952起年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教授、教研室主 任、附属瑞金医院妇产科主任。他医学造诣深厚、临床经验丰富。文革中遭残酷迫害，1968年服毒自杀。
72、陶干：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属切削系系主任，副教授。1968年被“隔离审查”，后来家属被告知他用眼镜片切断自己的喉管自杀。他的家人怀疑他被杀而不是自杀。
73、陶 钟：女，1928年12月生，上海人， 1952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外语教研室讲师。解放前即为中共地下党员，文革中怀疑其有变节行为，遭追查批斗，1968年5月19日开煤气自杀。
74、 王重民：1903年生，河北高阳人。古文献学家，目录学、版本学、敦煌学家。1928年在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后，在北海图书馆从事文献编篡，曾考察法、英、 德、意诸国，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任职。1947年起任职北平图书馆，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创办并主持该校的图书馆系。建国后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北大图书馆 系主任。毕生从事文史方面许多学科的研究，著述颇丰。1957年被打成“右派”(北大当年有716人划为右派)，文革中又受尽迫害，一直延续到1975 年，他于4月16日在一棵树上吊死。
75、王鑑淑：女，1926年2月生，江苏太仓人，1949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民盟盟员。由于1945年曾参加过“三青团”(一般成员)，1948年参加过太仓同学会，遭到追查迫害，1968年9月21日跳楼自杀。
76、 汪璧：女，国务院财政部干部，和丈夫顾准同为资深共产党人。顾准原任上海财政局长和税务局长，对国家政治经济问题有独立见解，1957 年被划为“右派份子”，1961年“摘帽”后至1965年又重新“戴帽”。他们离婚以后，文革中汪璧仍然受到迫害，被指控“长期包庇反革命丈夫”、“销毁 反革命罪证”等等。汪璧在 1968 年 4 月 8 日服毒自杀，时年54 岁。
77、汪国樑：1928年生，安徽休宁人。1956年1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350教研室讲师，高教11级。文革中指控他为“三青团员”，并追查他的“反动罪行”，1968年12月4日上吊自杀。
78、王思杰，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在1966年夏天遭到残酷斗争后，和妻子儿女共四人一起自杀。
79、王秩福，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药物化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文革中投河自杀。
80、 魏璧，女，北京大学退休教师，50年代曾在北大华侨补习班教数学。丈夫周炳琳是经济系教授，文革前就去世。她的儿子因“反苏言论”早已被“劳改”，女儿是 协和医院医生，文革中被批斗后跳楼自杀未死摔断了腿。她自己在文革时被抄家，搜走多箱书籍和冬衣。她向经济系当局请求发还冬衣未被理睬。于是在1969年 春节(2月17日)服安眠药自杀。这时她已75岁。
81、吴鸿俭：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物理化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文革中投河自杀。
82、 吴维能：北京大学历史系办公室主任。在文革中，追查他在1959年的言论。当时他说到他的父亲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幸福人民公社”没饭吃的事情，说是“幸福 公社没幸福”。为此遭到残酷批斗，1968年11月4日晚上，他投圆明园小湖自杀。第二天立即开了他的批判会，他被扣上“反革命”“叛党”等六顶帽子。时 年41岁。
83、徐毓英：女，1932年生，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讲师，中共党员，文革中1968年10月9日离校出走，死于武汉长江(地点不详)。
84、徐月如：女，北京大学西语系办公室主任。“清理阶级队伍”中遭“审查”，1968年12月10日上吊自杀。当年39岁。
85、许世华：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图书馆系讲师，中共党员。1968年8月投河自杀。当年48岁。
86、许政扬：1925年生，浙江海宁人。文史学者，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师。文革开始后被诬为中文系“反党集团”成员，遭到批斗、抄家、劳改。1966年8月投水自杀。
87、许志中：1935年生，上海人，1958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压缩教研室助教(高教11级)。1965年起患妄想幻觉型精神分裂症，言行不太正常，文革时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批斗，1970年9月30日服毒自杀。
88、杨景福：1932年生，清华大学基础部外语教研室教师。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于11月6日跳楼自杀。
89、杨文：1920年生，山东文登人，1941年参加革命。原任西安交通大学政治部副主任，行政13级。文革中当上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1970年初的“一打三反运动”中，遭关押“审查。 3 月 29 日在西安东郊苗圃上吊自杀。
90、杨文衡：北京航空学院数学教研组教师。在 1968 年5月因私下议论江青、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连续批斗逼供三十多个小时。随后他在北京西山撞在疾驶的军用卡车上自杀身亡，死时不到40岁。
91、杨哲明：1933年生，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讲师，工程制图教研组支部书记，1971年2月9日在精密仪器系楼馆上吊身亡。
92、姚培宏：1932年生，上海人，1953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绝缘教研室讲师，高教六级，在三年大饥荒时期有过一些政治性议论，被指为“现行反革命”，遭批斗。1970年5月17日跳楼自杀。
93、姚启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1966年8月4日和其它一百多名教师和干部一起被抄家、罚跪、游斗。此后，这种暴力行为持续不断。他不堪忍受于9月28 日在物理馆跳楼自杀。直至今日他编著的《光学教程》还被用作高校教材。
94、 叶英：上海第一医学院寄生虫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他曾经为美国军队作过翻译。1940年代留学美国，专攻原虫学。由于这样的“历史问题”，1950 年代他成了“肃反运动”的对象，多次交代才勉强过关。文革中旧事重提，遭到多次残酷“批斗”。他忍无可忍骑着自行车冲撞疾驶的卡车以求解脱，当时撞成重 伤，不久并发肺炎死亡。
95、张景昭： 女，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讲师(高教六级)。1968年11月9日服“眠尔通”自杀。时年49岁。
96、张义春：1921年生，清华大学体育教研室讲师，1968年6月在宿舍自缢身亡。
97、
赵 福基：911 年出生，辽宁营口市人，哈尔滨交通学院教授。早在东北被日军占领时，赵福基作为流亡学生来到浙江天目山，曾任浙西文化馆馆长并加入过国民党，以后他参与过 救援与日军作战的美国“飞虎队”跳伞飞行员，担任翻译。抗战以后，赵福基到美国留学，1949年在纽约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苏州和上海财 经学院任教，1958年被作为“政治上不可靠”的“内控对象”，遣离上海，送往黑龙江省，几经转折后到哈尔滨交通学院。文革开始后长期被批斗。1968年 夏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学校当局突然通知他在上海的家属，声称他“畏罪自杀”。家属也无法查核死亡真相。
98、赵希斌：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副教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1968 年 4 月 22 日死亡。他死后，校园中地面上用白石灰水 写了大字：“赵希斌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
99、 赵晓东, 1909 年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体育教员、体育教研组长。他毕业于东北大学体育系，是中国第一批有大学学历的运动员之一。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押和斗争。 1968年8月9日，又在五楼大教室受到大会“批 斗”。“批斗会”后，他下楼梯时从窗户跳下自杀。
100、赵宗复：1915年生，山西五台人。1933年加入中共，长期从事统战和地下工作，建国后，历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山西大学副校长，山西历史学会理事长等职。文革时任太原工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运动即遭批斗，1966年6月21日跳楼自杀。
101、 郑思群，1912 年生，重庆大学校长及党委书记。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根据上级指示，该校成立了由郑思群为组长的校党委文革领导小组。6月8日，市委工作组进校，认定郑思 群压制群众，妨碍运动发展。6月下旬市委决定重庆大学党委向群众公开检查，运动改由副市长余跃泽为首的新的工作组领导，发动群众抓“黑帮”。7月29日市 委给郑思群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随后宣布监护(关押)。在监护期间，郑思群于8 月 2 日用刀片切断颈动脉自杀。
102、周定邦：1930年生，清华大学水利系讲师，1967年12月25日在宿舍跳楼身亡。
103、周寿宪：1925年生，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副教授，我国计算机科学的创建人之一。50年代从美国留学回国，曾参与制订我国计算机科学发展的规划，参与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创建。1976年在住所跳楼自杀。
104、朱耆泉： 北京大学俄语系助教，被揭发有反对林彪的言论，遭批斗，“清理阶级队伍”中于1968年9月15日在关押地跳楼自杀。时年32岁。
105、祝璜：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1966年遭到“批斗”后自杀身亡。
参考资料：
1、王友琴：《文革死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
2、谢泳：《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2001年2月，香港);
3、唐少杰：《清华大学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
4、白磊：《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记忆》第46期)
5、王友琴：《六十三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2月号，总第93期)
6、中国大百科全书、百度百科全书。
另外还参考了一些高校的校史记录、校友回忆录等。
邓 拓
1912年生，福建闽侯人。1930年入党。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 受迫害，5 月 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5月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5月18日自缢身 亡，成为在那段非常的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
老 舍
生于1899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战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解放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陈笑雨
1917年生，江苏靖江县人。著名文艺评论家。解放后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于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尽。
陈梦家
1911 年生，浙江上虞县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16岁开始写诗，师从徐志摩、闻一多，1931年出版《梦家诗集》，为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解放后先后在清华 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考古通讯》副总编，在考古及古文字研究方面著述甚丰，颇多创见。1966年9月3日自缢身亡。
言慧珠
1919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1966年9月11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
叶以群
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入党，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解放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自杀。
刘盼遂
1896年生，河内淮滨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问教于王国维、黄侃、梁启超门下；1946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1966年自杀身亡。
赵慧深
1911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分不好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罗广斌
1924年生，四川成都人，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解放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跳楼自杀。
严凤英
1931年生，安徽桐城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死后曾被剖尸检查，因怀疑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
杨 朔
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于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储安平
1909 年生，江苏宜兴人。清华大学毕业后曾留学英国三年，攻读政治学。50年代初先后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 1957年大鸣大放中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因所谓“党天下”言论被定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折磨的对象，任意打骂，人身侮辱，无所不为。 1968年8月的一天投河自尽。
傅 雷
1908年生，上海南汇县人。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著 作等身。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1968年 8月 30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惨遭人格凌辱。9月3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翦伯赞
1898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18部著作行世。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因对前途绝望，于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上官云珠
1920年生，江苏苏州人。著名电影演员，曾在《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8年跳楼自杀。
容国团
1937年生，广东中山县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自幼居香港，1957年回大陆，曾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文革”中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1968年6月20日目睹了贺龙、荣高棠批判大会后，在龙潭湖附近的一个鸭房中自缢身亡。
周瘦鹃
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跳井自杀。
李广田
1906年生，山东邹平人。著名作家。1935年毕业于北大外语系。1948年入党。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文革中因遭残酷迫害，于1968年跳池自杀。
吴 晗
1909 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28岁时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 1959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在狱中自杀身亡，死前头 发被拔光。
顾而已
1915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因30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自缢身亡。
闻 捷
1923 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解放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69年下半年获得 “解放”后，又因人际交往问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张春桥、姚文元正式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闻捷于当 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刘绶松
1912年生，湖北洪湖县人。著名文学史家。1938年毕业於西南联大。解放後历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等职。著有《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文革”中遭受迫害，1969年3月16日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
范长江
1909年生，四川内江县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解放前曾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华北版）总编辑等职。解放後历任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杀。
王重民
1903年生，河北高阳县人。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曾留学法国。1948年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1952年起专任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一生对图书馆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影响巨大。1975年4月15日自缢身亡。
陈 琏
1919 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入党，解放後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 开始後。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并扬言要开除她的党籍。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琏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自杀。1979年3月上海市委为其平 反，胡耀邦曾为她题写了“家庭叛逆，女中英豪”的赞词。
李平心
1907年生，江西南昌市人。历史学家。1946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解放後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杀。
熊十力
国学大师，1968年5月24日绝食身亡。
顾圣婴
著名女钢琴家，1969年1月31日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傅其芳
中国乒乓球队教练，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姜永宁
乒乓球国手，1968年5月16日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文 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作家、诗人还有田汉、阿英、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郭小川、芦芒、蒋牧良、刘澍德、孟超、陈翔鹤、纳·赛音朝克 图、马健翎、魏金枝、司马文森、海默、韩北屏、黄谷柳、远千里、方之、萧也牧、李六如、穆木天、彭慧、姚以壮、邓均吾、张慧剑、袁勃、徐嘉瑞、李亚群、林 莺、沈尹默、胡明树。
著名文艺评论家冯雪峰、邵荃麟、王任叔、刘芝明、何家槐、侯金镜、徐懋庸。
著名翻译家董秋斯、满涛、丽尼。
著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郑君里、袁牧之、田方、崔嵬、应云卫、孟君谋、徐韬、魏鹤龄、杨小仲、刘国权、罗静予、孙师毅、夏云瑚、冯喆、吕班、王莹、赵慧深、瞿白音；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盖叫天、荀慧生、马连良、尚小云、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高百岁、裘盛戎。
著名话剧艺术家章泯、焦菊隐、孙维世、舒绣文、兰马、高重实、万籁天、白辛、伊兵。
著名戏曲艺术家张德成、李再雯、竺水招、苏育民、顾月珍、筱爱琴、韩俊卿、丁果仙、阎逢春、徐绍清、蔡尤本、刘成基、白云生、韩世昌。
著名曲艺家王尊三、王少堂、张寿臣、俞笑飞、江枫、连阔如、肖亦吾、固桐晟。
著名音乐家郑律成、马可、黎国荃、向隅、蔡绍序、陆洪恩、费克、舍拉西、查阜西、李淦、张斌、王建中、沈知白、李翠贞、阿泡、杨宝忠。
著名美术家潘天寿、王式廓、董希文、丰子恺、陈半丁、秦仲文、陈烟桥、马达、倪贻德、肖传玖、吴耘、张正宇、吴镜汀、叶恭绰、刘子久、乌叔养、符罗飞、贺天健、彭沛民、郑野夫、李斛、沃渣、王颂咸、李又罘、张肇铭、李芝卿。
文革中自杀的部分知识精英名录(第二批105名)
1、卞鉴年：天津南开大学生物系系主任，文革中被“斗争”和“审查”，关进“牛棚”，受尽种种侮辱和折磨，最后投湖自尽。时年43岁。
2、 毕金钊：医师，早年毕业于齐鲁医学院，曾出国留学，医术精湛。1949 年以前曾经在国民政府的军事医院里工作。从 1950年代起任天津总医院(后改名为天津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小儿科主任。文革中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遭审查批斗 后自杀身亡，时年约 60 岁。
3、常溪萍：1917年生，山东莱阳人。1938年加入中共，长期在山东任职。1954年起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及 党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文革初即被“揪出”，长期遭残酷斗争和监禁，频繁遭到毒打和侮辱。常溪萍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曾迫害华师大众多 师生，划了400多名“右派”;这次文革中自己却难逃劫难，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1968 年 5 月 25 日从校中阶梯教室窗户跳落身死。
4、陈浩烜：同济大学建筑材料系水泥教研室副教授。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陈浩烜被指控为“特务”，关押在校中“隔离审查”，屡遭毒打。7月某日从被关的学生宿舍 5 楼坠楼死亡，时年40多岁。他的妻子宋文铆是数学系讲师，未能获准见到遗体。
5、陈永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讲师(高教十级)。他教学业务强，业余善打桥牌，打牌的伙伴竟被诬为“反革命小集团”，受到迫害和关押，1968年11月11日跳楼自杀。时年33岁。
6、陈正清：新华社摄影记者，曾拍摄过开国大典。他按年代排列自己的摄影作品时把蒋介石的图像排在毛泽东等人之前，文革中为此遭到残酷批斗。1966年 8 月 27 日夜，陈正清和妻子何慧一起服安眠药自杀。他们留下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时年40多岁。
7、程世怙：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曾留学美国，归国后在力学研究所任职。50年代曾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开课教授“震动理论”。1968 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遭到野蛮“审查”，自杀身亡。
8、 程述铭：1925 年生，北京人，上海天文台研究人员。1948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从事天文报时并作出优秀成绩。文革初期，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而监督劳动。1971 年，有人告发他“散布损坏江青形象”的言论，再次被隔离关押。在天文台的关押地上吊自杀。
9、程贤策：北京大学中文系总支书记。文革初期，就被当 作“黑帮份子”遭到“斗争”、污辱和毒打。1966年6月18日，北大第一次大规模暴力批斗时，学生用棍子殴打程贤策和中文系多名教师，还把厕所的大便纸 篓扣在他们头上。7月底，程贤策进了“劳改队”，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刷洗打扫学生宿舍的厕所。有一天学生把他的头发中间剃出一个十字型的凹沟。8月 24日，一批学生红卫兵来到程贤策和他连襟两家合住的单元抄家。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毒打他们，他们的衣服被打烂嵌进了肉里，黏连在血肉模糊的身体上脱不下 来。还有一次，他被卷在一条草席中用棍子乱打。1966年9月2日他带了白酒和农药“敌敌畏”跑到香山树林中服药自杀。时年38岁。
10、程远，女，四川人。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教师，兼德文打字员。“清理阶级队伍”中，被诬为《红岩》中的女特务“玛丽小姐”式人物，遭批斗，1968年1月9日在床栏杆上自缢身亡。当年64岁。
11、戴立生，1898年生，南开大学生物系教授、无脊椎动物教研室主任。中国动物学会第九、第十届理事。文革中，他年老体弱，多次被揪斗殴打，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悲愤交加中于1968年12月6日自杀，终年70岁。
12、董怀允：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讲师，中共党员，1966年7月28日上吊自杀。时年39岁。
13、樊英：女，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住复旦大学第九宿舍。1968年遭迫害，自杀身亡。当时64岁。
14、高斌：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66 年遭到“批斗”后自杀身死。
15、高仰云：1905年生，陕西米脂人。1927年参加共产党，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曾被捕过，1936年经营救出狱后进入延安，曾任各级党校领导工作。1958年起任天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文革中被残酷斗争，1968年又遭毒打后，于7月27日投河自尽。
16、高芸生： 1910 年生，北京钢铁学院院长及党委书记。文革初期遭到残酷批斗后，1966 年 7 月 6 日自杀。
17、郭湘贤：北京大学校医院副院长，中共党员，1968年11月16日用刀片割断动脉后又自缢。当时47岁。
18、光开敏，北京地质学院副教授，文革开始后不久，在学校附近的五道口卧轨自杀，身后无子女。
19、 何慎言：女，1931年生，江苏泰兴人。1953年自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几年后调北京日报。1957年在部队工作的 丈夫被划为“右派”，随后她被调北京第四女子中学任教。文革中1968年她在教室黑板上书写毛泽东语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写漏了两个字，写成“千万不要阶级斗争”，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行为”，遭激烈批斗后自杀。
20、何挹堂：北京大学生物系助教，中共党员，1968年12月6日跳楼自杀。时年32岁。
21、 胡茂德：1923 年生，广东人。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外广播部干部，行政 13 级。1968 年 5 月 10 日，局里安排要开会斗争他和齐越等人。在斗争会前，胡茂德从办公大楼的六层跳楼死亡。这座大楼在长安街边，他坠楼落地后，折断的腿骨从肌肉里面刺出来，几 个小时后才被车拉走。
22、胡明：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教授。1957 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撤去系主任职务。文革中又遭到“批斗”。1966年9月5日，从北师大主楼北边的宿舍楼上跳楼自杀。当年50多岁。
23、 胡淑洪：女，1923 年生，北京航空学院数学教研组讲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1968年4月被“隔离审查”， 5月从该校主楼上跳楼自杀。胡淑洪的丈夫姓李，是北京机械学院的教员，由于在国民党报社当过编辑，当时也在“隔离审查”。北航当局用卡车把他拉到学校，没 有准许他看妻子的遗体，第二天他也跳楼自杀。
24、黄报青：1929年生，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副教授，系党支部委员，民用建筑教研室副主任。文革 开始时不同意中央给原高教部长、清华校长党委书记蒋南翔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为此遭殴打、侮辱和批斗，但他誓死坚持，曾自杀未遂，后精神恍 惚，最后于1968年1月18日跳楼身亡。
25、黄必信：大连工学院无线电系教师、教研室主任，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儿子。1957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他家兄妹八人有六人被划“右派”)，1960年“摘帽”后才重回讲堂。文革开始就作为重点打击对象，由于教学中对“调干生”要求较 严，被指为“阶级报复”，遭批斗，1966年6月14日在家中上吊自杀。时年 41 岁。他的妻子余启运是该校的物理教师，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遭到“隔离审查”，6月15日在关押中自杀(正好是黄必信去世两周年)。他们有三个 孩子。14 岁的小女儿在1966年10月26日失踪。
26、黄耀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讲师，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学校当局指控为“现行反革命”报公安机关逮捕，他在被捕之前5月10日自杀。
27、黄志冲：1934年生，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副总支书记，1968年9月26日在清华荷花池二宿舍住处自缢。
28、 黄钟秀：1922年3月生，上海人，1950年9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工程画教研室副主任、讲师。因被怀疑有历史问题遭追查，1968年8月3日上吊 自杀。妻子张英玲，1921年10月生，安徽合肥人，1949年参加工作，校保健室护士长，在黄钟秀自杀后情绪极坏，1968年9月15日跳楼自杀。
29、黄仲熊：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文革中遭到批斗争和“审查”，在1968 年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
30、 江枫：女，北京戏剧学校校长，1966年8月遭到该校红卫兵学生的“斗争”，被殴打和侮辱，上吊自杀。江枫和她的丈夫吴子牧都是老共产党员。吴子牧是中共 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文革开始，原中共北京市委被当作“黑市委”而彻底改组，加上他主管教育部门，因此在文革中长期遭到“批判斗争”，于 1970 年 10 月患肺癌去世。
31、江隆基：1905 年生，陕西西乡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曾留学日本、德国。1927年加入中共，1938年归国后在陕北从事教育领导工作。建国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 部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文革时任兰州大学校长及党委书记。1966年5月文革开始，学校党委领导运动，矛头主要指向学校的一些“老右派”和“反动的资产 阶级学术权威”。6月1日以后省委按照北京的样子派工作组进校，组织学生揭批学校领导人“对抗文革、压制运动”，学生转而揪斗江隆基和其他领导人，在操场 上罚跪、戴高帽、殴打、游街，强令他们承认种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6月25日上午，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的党 内外一切职务”，彻底把他抛了出来，当天下午江隆基便自杀身亡。江隆基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一贯忠实执行毛泽东的错误路线，在北大主政期间就经手划了 500多名“右派”，远远超过5%的比例，弄得许多人家破人亡。江隆基从整人到被整以至死于非命，在中共领导干部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32、江 楠，女，安徽师范大学俄语讲师。她和丈夫林兴50年代在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工作，回国后调该校任教。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林兴遭“隔离审查”，她 被当时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员”威逼强奸，她向上告发反被加以“腐蚀工人阶级”的罪名，走投无路之下，1969年在农村上吊自杀。
33、康昭月，女，陕西师范大学外语教研室讲师，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时遭批斗、逼供而自杀身亡。
34、 李大成：北京大学生物系动物专业助教。他1958年在北大生物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68年有一次开会时，李大成在一张报纸上随意写了“毛主席万岁”几 个字，后有人发现在这些字旁边，报纸上还有“打倒”二字。于是他便成了“现行反革命”，遭批斗，10月23日从生物楼上跳楼自杀。死时32岁。
35、 李国瑞：北京航空学院机械原理教研组教师，他的妻子是该校医院的保健医生。1968年7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追逼交代所谓的“历史问题” (指中学时集体加入“三青团”的事情)，历尽折磨后，他和妻子、两个孩子，以及他的母亲，五口人一起在家中服毒自杀。两个儿子死亡时分别为 10岁和8 岁。
36、李铿：女，北京航空学院外语教研组教员，1968年被“审查”，从该校主楼四层上跳楼自杀身亡。时间是在 1968年6、7月间。
37、李其琛：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教员，1968年12月8日跳楼自杀。时年34岁。
38、李秋野：北京外贸学院院长，文革开始后遭到“批判斗争”，1968年自杀身亡。
39、 李铁民：1906年生，湖北应城人。1926年加入中共，1927年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政治系，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和工人运动。 1949年起任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系主任、副教务长、副校长等职。文革中遭批斗“审查”，1970年自杀身亡。
40、李文才：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副主任、总支副书记，1969年1月9日清理阶级队伍中在家中上吊而死。时年46岁。
41、李希侵：1916年生，山西灵丘人，西安交通大学电工教研室副教授，高教五级。“反右”时被被划为“右派”，文革中指称他有“反动言论”，遭批斗。1970年7月12日上吊自杀。
42、 李 原：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年轻时因家庭贫困曾填表申请救济金。文革中那个救济单位被指控为“特务组织”，他虽然没有领到过救济金，却也被指控为“特务”。 1968年4月21日被殴打重伤后，死于北大办公楼斜屋顶下的小间里，死亡鉴定说是自缢。时年40岁。他的妻子始终不服，因为关他的房间屋顶低得人直不起 腰，他不可能上吊自杀。
43、林鸿荪：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曾经留学美国，1950年代曾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流体力学”课。1968年在“清理阶级 队伍运动”中遭到粗暴批斗“审查”后自杀。
44、 林墨荫，浙江平阳县人，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北京地质学院岩石教研室任助教、讲师，1958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并被“劳动教养”三年”。文革中，北京地质学院校内两派斗争，掌权的一派大搞逼供信，想要从他那里追查有关对立派别的材料。1968 年9月27日，他在被关押中自杀身亡，时年 39 岁。
45、廖 莹：北京大学物理系讲师，1968年10月21日自刎而死。时年42岁。
46、 刘德中：复旦大学外文系教师，教英语专业课程，还精通德语、俄语，翻译出版过德文作品，很有才华，教学效果好。他从小在国外长大，父亲曾任外交官，母亲是 德国人。文革开始他和妻子都遭到严重冲击，受到殴打侮辱、被剃“阴阳头”。1966年10月8日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自杀，死前穿得整整齐齐，桌子放着圣 经。当时他大约四十多岁。
47、刘澍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物理教师，中共党员，附中团委副书记。1966 年 8 月 26 日晚上，在该校红卫兵组织的“斗争会”上，遭到红卫兵的毒打和侮辱，当晚从清华大学内的高烟囱上跳下自杀身亡。当年26岁。
48、刘书芹：北京农业大学兽医系副教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批斗、“审查”，1968年4月22日在地下室自杀。
49、刘有文：北京大学无线电系助教，中共党员，1968年12月17日卧轨自杀。时年32岁。
50、陆谷宇：1926年生，浙江杭州人，1952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工企教研室讲师。运动中被指称“有反动言论”，遭批斗，1968年12月2日上吊自杀。
51、陆家训：1925年生，江苏海安人。1951年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理论力学教研室讲师。1957 年被打成“右派份子”。文革中因其“右派分子”身份和被怀疑有 “历史问题”而被“批斗”。 1966年8月27日跳楼自杀身亡。
52、陆修棠：1911年生，江苏昆山人。民乐教授、二胡演奏家。早年就读于上海国立音专，青年时代就积极从事国乐活动。1949年后相继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文革初就遭到迫害，1966年夏天投河自杀。
53、路学铭：清华大学体育教研室讲师，1969年2月8日清理阶级队伍中跳楼自杀。时年41岁。
54、骆风峤：1916年生，四川资中人，1950年9月参加工作(原陕西工业大学动力系教授)，文革时任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因追查1942年参加国民党的问题，于1966年12月13日跳楼自杀。
55、罗仲愚：北京农业大学兽医系副教授，曾经留学美国，1950年代归国，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1968年6月6日割断血管自杀。
56、马特：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著名的心理学教授，文革中被指控为“特务”。他和妻子从北京师范大学的主楼高层跳下，自杀身亡。
57、毛青献：复旦大学物理系教师，讲授原子物理学。1996年文革开始后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批判斗争。毛青献不堪侮辱，在学校跳楼身亡。时年50岁左右。
58、蒙复地：北京大学西语系西班牙语讲师。只因早年参加过三青团，“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清查，于1968年3月27日自杀身亡。时年36岁。
59、 南汉宸：1895年生，山西洪洞县人。早年参加民主革命，1926年加入共产党，长期在冯玉祥、杨虎城部队从事统战工作，推动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代 起长期主持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等职。文革开始后被指控为“叛徒”和“走资派”，遭 到残酷批斗，1967年1月27日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60、钱宪伦：1909年7月生，江苏无锡人，1951年12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 学化学教研室讲师。他解放前在民航公司任职，以后起义回国，文革中遭审查批斗，1968年4月3日开煤气自杀身亡。他的妻子袁云文，1919年生，岳母张 淑修，1884年生，均为云南石屏人，当时与钱宪伦一起开煤气自杀。
61、邵凯：辽宁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1966 年 6 月 13 日，中共辽宁省委派“工作组”进入辽宁大学，把邵凯“罢官”。邵凯遭到一系列野蛮的“批判斗争”后，在 1967 年 1 月 23 日自杀。
62、 沈家本：1921年2月生，江苏苏州人，1949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金工教研室副主任、讲师。解放前曾在国民党空军任职，文革中遭追查，诬称他 “混入革命队伍，窝藏变天账，在日记本上书写反标”等。1969年1月19日离校逃跑，1969年1月21日在陕西蓝田县投井自杀。
63、宋励吾：南京解放军气象学院教授、系主任。曾留学美国。1966年8月被红卫兵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得满头窟窿。当晚在家中用刮脸刀片割断血管自杀。死后，妻子和女儿被下放农村多年。
64、孙凤池：1929年生，南开大学数学系讲师。195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1971年4月25日自缢身亡。
65、孙国楹：同济大学数学系讲师，因为与人谈起用短波收音机收听到的新闻，被指控为“收听敌台”，在1968年被关押和“批斗”，一度逃到杭州又被抓回。后来在被关押的大礼堂二楼上吊身亡。时年30多岁。
66、孙兰：女，上海市教育局长、党委书记。文革开始便是重点打击对象，在1967年内被“批斗”了一百多次。1967年8月，上海市教育局建立“革命委员会”后，成立了“孙兰专案组”，在“审查”中多次进行逼迫、体罚、凌辱。1968年4月8日，孙兰自杀。
67、孙荣先，陕西师范大学外语教研室讲师，1968年被批斗逼供而自杀。
68、孙兆禄：1919年生，南开大学经济系讲师。 1946年毕业于成都燕京大学，1951年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毕业。1969年1月24日跳楼自杀。
69、汤家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讲师。文革“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审查”。当时的运动领导者声称要通过汤家翰(一作汤家汉)“炸开东语系黑堡垒”。1968年11月23日自缢身亡。时年38岁。
70、 唐麟：1911年生，1938年参加共产党，在 1950年代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1959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被撤职并下放农村劳动。1962年， 他得到“甄别”后，被分配到湖南大学担任副校长。文革开始后，1966年6月中共湖南省委宣布湖大的领导人魏东明和唐麟“停职反省”。8月，在大规模暴力 斗争中，遭到批斗、游街和殴打，此后一直被视为牛鬼蛇神。1968年2月起他被关押在学校，18日夜间从三楼房间坠楼死亡。事后被宣布为自杀，家属始终存 疑。
71、唐士恒：1909年生，广东中山人。妇产科专家、二级教授。1925年就读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1927年赴比利时深造，1933年 获医学博士学位。1935年又赴德国进修妇产科，回国后历任上海多家著名医院的主治医师和妇产科主任。1952起年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教授、教研室主 任、附属瑞金医院妇产科主任。他医学造诣深厚、临床经验丰富。文革中遭残酷迫害，1968年服毒自杀。
72、陶干：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属切削系系主任，副教授。1968年被“隔离审查”，后来家属被告知他用眼镜片切断自己的喉管自杀。他的家人怀疑他被杀而不是自杀。
73、陶 钟：女，1928年12月生，上海人， 1952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外语教研室讲师。解放前即为中共地下党员，文革中怀疑其有变节行为，遭追查批斗，1968年5月19日开煤气自杀。
74、 王重民：1903年生，河北高阳人。古文献学家，目录学、版本学、敦煌学家。1928年在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后，在北海图书馆从事文献编篡，曾考察法、英、 德、意诸国，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任职。1947年起任职北平图书馆，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创办并主持该校的图书馆系。建国后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北大图书馆 系主任。毕生从事文史方面许多学科的研究，著述颇丰。1957年被打成“右派”(北大当年有716人划为右派)，文革中又受尽迫害，一直延续到1975 年，他于4月16日在一棵树上吊死。
75、王鑑淑：女，1926年2月生，江苏太仓人，1949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民盟盟员。由于1945年曾参加过“三青团”(一般成员)，1948年参加过太仓同学会，遭到追查迫害，1968年9月21日跳楼自杀。
76、 汪璧：女，国务院财政部干部，和丈夫顾准同为资深共产党人。顾准原任上海财政局长和税务局长，对国家政治经济问题有独立见解，1957 年被划为“右派份子”，1961年“摘帽”后至1965年又重新“戴帽”。他们离婚以后，文革中汪璧仍然受到迫害，被指控“长期包庇反革命丈夫”、“销毁 反革命罪证”等等。汪璧在 1968 年 4 月 8 日服毒自杀，时年54 岁。
77、汪国樑：1928年生，安徽休宁人。1956年1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350教研室讲师，高教11级。文革中指控他为“三青团员”，并追查他的“反动罪行”，1968年12月4日上吊自杀。
78、王思杰，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在1966年夏天遭到残酷斗争后，和妻子儿女共四人一起自杀。
79、王秩福，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药物化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文革中投河自杀。
80、 魏璧，女，北京大学退休教师，50年代曾在北大华侨补习班教数学。丈夫周炳琳是经济系教授，文革前就去世。她的儿子因“反苏言论”早已被“劳改”，女儿是 协和医院医生，文革中被批斗后跳楼自杀未死摔断了腿。她自己在文革时被抄家，搜走多箱书籍和冬衣。她向经济系当局请求发还冬衣未被理睬。于是在1969年 春节(2月17日)服安眠药自杀。这时她已75岁。
81、吴鸿俭：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物理化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文革中投河自杀。
82、 吴维能：北京大学历史系办公室主任。在文革中，追查他在1959年的言论。当时他说到他的父亲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幸福人民公社”没饭吃的事情，说是“幸福 公社没幸福”。为此遭到残酷批斗，1968年11月4日晚上，他投圆明园小湖自杀。第二天立即开了他的批判会，他被扣上“反革命”“叛党”等六顶帽子。时 年41岁。
83、徐毓英：女，1932年生，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讲师，中共党员，文革中1968年10月9日离校出走，死于武汉长江(地点不详)。
84、徐月如：女，北京大学西语系办公室主任。“清理阶级队伍”中遭“审查”，1968年12月10日上吊自杀。当年39岁。
85、许世华：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图书馆系讲师，中共党员。1968年8月投河自杀。当年48岁。
86、许政扬：1925年生，浙江海宁人。文史学者，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师。文革开始后被诬为中文系“反党集团”成员，遭到批斗、抄家、劳改。1966年8月投水自杀。
87、许志中：1935年生，上海人，1958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压缩教研室助教(高教11级)。1965年起患妄想幻觉型精神分裂症，言行不太正常，文革时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批斗，1970年9月30日服毒自杀。
88、杨景福：1932年生，清华大学基础部外语教研室教师。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于11月6日跳楼自杀。
89、杨文：1920年生，山东文登人，1941年参加革命。原任西安交通大学政治部副主任，行政13级。文革中当上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1970年初的“一打三反运动”中，遭关押“审查。 3 月 29 日在西安东郊苗圃上吊自杀。
90、杨文衡：北京航空学院数学教研组教师。在 1968 年5月因私下议论江青、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连续批斗逼供三十多个小时。随后他在北京西山撞在疾驶的军用卡车上自杀身亡，死时不到40岁。
91、杨哲明：1933年生，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讲师，工程制图教研组支部书记，1971年2月9日在精密仪器系楼馆上吊身亡。
92、姚培宏：1932年生，上海人，1953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绝缘教研室讲师，高教六级，在三年大饥荒时期有过一些政治性议论，被指为“现行反革命”，遭批斗。1970年5月17日跳楼自杀。
93、姚启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1966年8月4日和其它一百多名教师和干部一起被抄家、罚跪、游斗。此后，这种暴力行为持续不断。他不堪忍受于9月28 日在物理馆跳楼自杀。直至今日他编著的《光学教程》还被用作高校教材。
94、 叶英：上海第一医学院寄生虫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他曾经为美国军队作过翻译。1940年代留学美国，专攻原虫学。由于这样的“历史问题”，1950 年代他成了“肃反运动”的对象，多次交代才勉强过关。文革中旧事重提，遭到多次残酷“批斗”。他忍无可忍骑着自行车冲撞疾驶的卡车以求解脱，当时撞成重 伤，不久并发肺炎死亡。
95、张景昭： 女，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讲师(高教六级)。1968年11月9日服“眠尔通”自杀。时年49岁。
96、张义春：1921年生，清华大学体育教研室讲师，1968年6月在宿舍自缢身亡。
97、
赵 福基：911 年出生，辽宁营口市人，哈尔滨交通学院教授。早在东北被日军占领时，赵福基作为流亡学生来到浙江天目山，曾任浙西文化馆馆长并加入过国民党，以后他参与过 救援与日军作战的美国“飞虎队”跳伞飞行员，担任翻译。抗战以后，赵福基到美国留学，1949年在纽约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苏州和上海财 经学院任教，1958年被作为“政治上不可靠”的“内控对象”，遣离上海，送往黑龙江省，几经转折后到哈尔滨交通学院。文革开始后长期被批斗。1968年 夏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学校当局突然通知他在上海的家属，声称他“畏罪自杀”。家属也无法查核死亡真相。
98、赵希斌：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副教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1968 年 4 月 22 日死亡。他死后，校园中地面上用白石灰水 写了大字：“赵希斌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
99、 赵晓东, 1909 年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体育教员、体育教研组长。他毕业于东北大学体育系，是中国第一批有大学学历的运动员之一。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押和斗争。 1968年8月9日，又在五楼大教室受到大会“批 斗”。“批斗会”后，他下楼梯时从窗户跳下自杀。
100、赵宗复：1915年生，山西五台人。1933年加入中共，长期从事统战和地下工作，建国后，历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山西大学副校长，山西历史学会理事长等职。文革时任太原工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运动即遭批斗，1966年6月21日跳楼自杀。
101、 郑思群，1912 年生，重庆大学校长及党委书记。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根据上级指示，该校成立了由郑思群为组长的校党委文革领导小组。6月8日，市委工作组进校，认定郑思 群压制群众，妨碍运动发展。6月下旬市委决定重庆大学党委向群众公开检查，运动改由副市长余跃泽为首的新的工作组领导，发动群众抓“黑帮”。7月29日市 委给郑思群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随后宣布监护(关押)。在监护期间，郑思群于8 月 2 日用刀片切断颈动脉自杀。
102、周定邦：1930年生，清华大学水利系讲师，1967年12月25日在宿舍跳楼身亡。
103、周寿宪：1925年生，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副教授，我国计算机科学的创建人之一。50年代从美国留学回国，曾参与制订我国计算机科学发展的规划，参与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创建。1976年在住所跳楼自杀。
104、朱耆泉： 北京大学俄语系助教，被揭发有反对林彪的言论，遭批斗，“清理阶级队伍”中于1968年9月15日在关押地跳楼自杀。时年32岁。
105、祝璜：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1966年遭到“批斗”后自杀身亡。
参考资料：
1、王友琴：《文革死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
2、谢泳：《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2001年2月，香港);
3、唐少杰：《清华大学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
4、白磊：《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记忆》第46期)
5、王友琴：《六十三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2月号，总第93期)
6、中国大百科全书、百度百科全书。
另外还参考了一些高校的校史记录、校友回忆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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